郭绍昌简介：
    黑龙江延寿县人，1928年出生，1946年参加工作。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从林业工程第一师转业到海南农垦工作，在海南分局干部学校、广东热带作物学校、广东农垦管理干部学校先后任校长、党委书记等职，1990年离休后被农业部聘为全国农垦教育督学。于2012年被海南农垦评为60周年杰出人物，教育事业的功臣。从1953年起担任华南垦殖局海南分局干部学校的领导，1958年该校改办广东省热带作物学校后，郭绍昌任党委书记兼校长至1968年。1968年到1977年到兵团6师生产部任副部长。1977年到1983年任广东四会五马岗学校校长、广东农垦总局办公室主任。1983年筹建广东农垦管理干部学院，1984年9月任广东农垦管理干部学院书记。
    旁白： 从学院大门步至郭绍昌书记的家，约莫一里路。其间，白玉兰花团锦簇，漂浮清香；红砖梯上，晨曦是驻步的学子抬头望清朗的云天，傍晚是古旧的老墙、铁栏上攀蔓的夕颜；学术报告厅前的龙眼树，青葱，挺拔，倒影安静。这样的路，郭书记不知走了多少遍。
    在实训楼对面斜坡上，有一平凡楼房，上了年岁的树在楼房周围精神地舒展枝桠。我们就在这座楼房里采访了郭书记。整个房间看起来比较整洁、大厅墙上摆放最多的是农垦教育纪念照，其中有郭书记成为教育督学的留影、有和国家领导人、“战友”的合照。郭书记穿着白色的背心和衬衫，坐在靠墙暗黄色的椅子上，手里时不时敲击着拐杖；他声音洪亮，字字铿锵，一开口，便把他亲身经历的农垦教育以及其特点畅然而达，一气呵成，显示出一位教育工作者的高素养。
    记者：新中国成立初期，您亲身经历农垦教育是怎么样的一种境况？
    郭绍昌：“1952年我随部队南下到广西剿匪，我在林业工程第一师，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接到国务院关于去海南种橡胶的指令。因为当时引进苏联的橡胶质量不过关，要发展天然橡胶做飞机、轮子以巩固国防，于是，便有了：“一手拿锄，一手拿枪”，屯垦戍边，边生产边保卫的说法。为培养抗大式干部，培养有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农垦需要的人才，我被王昌虎分配去筹建华南垦殖局海南分局的干部学校。
    冯白驹当时兼任校长。冯白驹在海南很有号召力和响应力，在海南报上挂上他的名字，群众的呼声非常高，办校的想法深受群众的欢迎；大家争着报考海南农垦干部学校，来自海南省内外的两千多人报考，最终只是招纳了8百名学生，质量和数量都可观。招纳的学生条件是：必须是志愿参加农垦建设；要有特殊的专长；若为劳模、先进工作者则优先。
    抗大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按照抗大的理念，学校各方面相继运作起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农垦干校的校训，学校继承了抗大校训精神。学校设置党办、教育科、管理科、班部等机构，设置审计班、统计班、财务班、核算班、橡胶栽培班、橡胶加工班（种橡胶需要经费、核算，故财会相关专业占主要）等专业，专业间前呼后应、发展变化。  
    为办好的教育，我们不怕艰苦，团结凝聚学生。华南垦殖局当时拿不出资金，学生也没有钱缴学费，经费不足，发展上受到了影响。只能靠中央给开班费支持。所谓“能者为师”，老师主要是来自农垦局、机关单位、农场的专业人员和高等院校毕业的学生来辅导学生。民房就是大家的校舍，祠堂就是大家的课室，天气好时就在户外大树下上课；没有黑板，就自造沙盘，在沙盘上写字；学生得不到辅导时，学校提出实行三包：包每个学生补课时间；包吃好吃饱；包解决学生生活困难。此“三包”，团结了广大学生，凝聚了学生力量。
    搬迁过几次校址。民房不能长住，所以搬到了秀英。从白沙乡到海口再到秀英港，当时刮14号强台风，海水淹没了白沙乡，是海南军区接送大家离开的，搭乘不了汽车的就走路。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建设均是瓦房的4个课室、1栋办公室和5栋宿舍楼。海南军区由于军事上的需要，要求我们搬走学校。1953年初，我们就搬到了临高加来苏联帮建的第十四拖拉机站。期间办过速成中学，当时不少海南人连初小文化都没，所以，我们从基础文化抓起，设置专门的教室、教师，让学生从‘b、p、m’学起。经过4年的学习，部分学生所学知识已达到了初中毕业水平。学生住8人砖瓦房，有严格的作息时间表，以吹号方式通知。早上虽然没有早读，但要上早操、进行跑步、军队式训练；有升国旗、唱国歌的爱国主义教育，课间要做课间操，晚上有两小时的自习；保证不违反校规校纪是学校对当班主任的要求；学校实行常规制：每学期都评三好学生、三好标兵、三好年级，并对此授奖。课余时间设有读书小组，分组研究一本书，研究完就互换，还有专门的读书指导员；图书馆有3万册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技术、课程需要的参考书和满足生产需要的书籍。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能离开这个现实，一切都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党的教育方针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农垦培养人才，保证培训质量，所以当时呼声很高，大家认为学校是信得过的、学生好用的、留得住的好学校。开的班还没有毕业，就接到农场的加工订货，人供不应求。拥有800名学生的广东热带作物学校在全国是最大规模，能保证质量，保证接收的学校。”
    记者：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特殊时期，您经历的农垦教育陷入什么样困境？
    郭绍昌：“在文革时期，农垦教育没有能够逃脱这场灾难。这一特殊时期，农垦教育遭到打击和摧残，教育者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学校被打成“黑学校”，还被撤销，教师被下放；学生提前毕业，分配出校；有的到现在尚未拿到毕业证，有的学生后来找我领取到了，但还有十几个学生没有联系到，没有办法补发毕业证，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
    文革后农垦教育得以恢复，广东农垦总局提出要在五马岗办学习班，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到那里去，认为那里不适合办教育。那时候，人一下水，就很容易感染病菌，一旦感染就没得治疗，况且到五马岗若感染了吸血虫病会得“大肚子”，肚子大到比十月怀胎的还大，所以那时候不少师生都买胶鞋穿并自己挖井解决饮水问题以防止感染病菌。花费50万从大旺农场买来的场地，虽然都是养鸡养鸭的地方，但教育照样得办。现在想起来办学过程，虽艰辛但愉快。在养鸡舍讲课，住着农场的养鸡场，但是学生在越是艰苦的条件，越是努力学习，越是感到光荣。
    1977年12月，我在担任校长期间，与教职工33人在“七无”，即无教师、无课室、无设备、无运动场、无图书馆、无桌椅、无板凳的条件下筹备学校——广东农垦干部学校，怀集县的劳改厂做家具既快又便宜，做桌子、床等花费了5万多元，学校“起家”靠的是这些“家具”支撑起来。“家具”问题解决了，但吃粮食是个问题。国库粮没有供应，就吃包干粮，靠县粮食局供应。当时县粮食局科长是加来毕业的学生，我主动联系他，跟他谈粮食的事情，最终得以解决了师生吃饭的问题。 当时粮食局每个人每月只有12斤粮食，蒸饭不够吃，就多喝水来充饥，自己种菜、种地瓜、木薯和水稻，还通过养猪、养鱼等途径来补充粮食。
    当时学校最缺乏的是教师。为了招聘到合适的有文化有学识的教师，我们经常组织去访问、调查研究和谈判，跟其他院校长打交道、建立友好关系。当时，从黑龙江农垦八一大学、新疆石河子学院和北京的党校等院校以及湖南、江西等地方招纳教师总共30多位，其中从长沙政治干部学校挖请了胡振邦、周晋汉来教导军事体育、哲学等科目；从南昌财政学院招收到周斌斌等6位教师。按照国家当时的工资标准，30多块钱每个月，没有奖金补贴；校长的工资是每个月42元。每星期上6天课；每天都只是上半天课，上午上课、下午自习、晚上自由自习，星期日休息。”
    记者：从五马岗到红英岗，您经历的农垦教育面临了什么样的考验？
    郭绍昌：“由于五马岗的环境较恶劣，在那里招纳老师不方便，而广州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故迁校问题需在眉睫。搬走成功得益于1983年，国务院就关于在文革期间被占用的校舍归还回学校，可以继续办校下达了通知这个机会。我在五马岗连夜赶到广州，把消息告诉广东农垦局局长王昌虎，王昌虎当时下了“军令状”要拿下红英岗，要不下来就永远留在五马岗。我接下了军令，并公开承诺，保证一个月拿下红英岗。立下承诺后，我东跑西走，找渠道、托人脉，“闯”过广东省政府、广州军区后勤部部属医院、广东省军区营房部、197医院和各种财务关这5大关，终于得到省政府副省长管辖农业板块的薛光军的支持。由于农垦厅机务学校的校址被占用了，需要得到广州军区后勤部赵遵康的签字认可。我亲自跑到越南，找到当时正在指导作战的赵遵康，赵遵康是兵团副司令，我是兵团六师生产部副部长，经过协调商议最后签字成功，军区后勤部给还了校址。红英岗来之不易，要珍惜、要充分利用红英岗这个地方、要保持学校的荣耀、发挥其余热，不要盲目扩大。
    1983年2月来到了广州红英岗，这个岗原来是个山头，因为没有地方、也没有平地建校，就拿山建校区。拖拉机和人工结合，边住边夷，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把山包夷平了不少，不过还是有很多的上下坡路。除了14号楼（原医院卫生学校宿舍）是现成的， 4、5、6栋学生宿舍楼、1号楼图书馆都是来后建成，资源有限，没有办公楼，只能在家里办公。办学需要的桌子、长条板凳等办学校具都是从五马岗搬来的。资金来源于农业部、自筹和农场赞助。学院重视绿化建设，实行分区包干、落实到每个人、分版块负责制，那个阶段校道旁都是花草，白玉兰种在主要地带，有迎客之意的迎客松则种在通向农垦局的大门前。”
    记者：学校转为大专后，您经历的农垦教育有哪些难忘的回忆？
    郭绍昌：“1984年，由王震提名的、经过广东省政府批准的、教育部的认可下的大专院校“广东农垦管理干部学院”成立。当时设置了办公室、管理科、基建办、教育科、教研室等机构。学科专业上有学育种、育苗的橡胶栽培专业；有做轮胎的橡胶加工专业；有学出纳、会计（算盘）等的财会专业和畜牧兽医专业等。在9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我留恋这个时期，这个时期学校得到了党和国家的认可和加冕，名声高也是这个时期。“
    在学院建设发展进程中，学院增挂了“农业部华南农垦干部培训中心”这块牌子。88个毕业学生现在都是干部，如场长、副场长、处长、书记等，至少科级干部以上。农垦局当时需要18周岁以上25岁以下年富力强的人，而他们是学校认真考察录取和培养的学生，故质量高、素质比较整齐。据调研至今还没发现有违反国家法律的人出自本校，所以我问心无愧，我们这批为农垦事业发展提供千万人才的农垦教育者起码没有为国家培养罪人 。
    我在任担任教育长期间，主要是制定详细的3年规划不脱节的教育计划，按照农场需要编制教育教材和学生毕业分配等工作。当时学院三年不收学费；毕业后有岗位就业；经济困难的学生有补贴。“全日制”和“半工半读”就是广东农垦管理干部学院的两种教育制度。“半工半读”分阶段，当门课程结束的时候，就到农场去实习，每门课程结束的时候由学生点评老师讲课的内容、方法、联系实际程度、受学生喜欢程度，若点评是满意的，教师节根据教学、道德等评优，其中道德情操占主要因素。
    凭着留过美的罗仕权、留过澳的罗绍伦和优秀的邓德蔼这3个副教授起步建设干部学院，也是后来最早的教授，我很感谢这三位为学校发展勤恳作贡献的教师。他们共同的特点：对学生仁爱、知识丰富、10年以上的教学实践经验。在仁爱这一方面，他们关心学生学习、热心辅导学生怎样做人，政治上关心他人、生活上照顾学生吃得好不好、有什么意见就反馈给学校。我感受最深的是：老师对待困难学生，普遍都是老师自己掏钱出来帮学生缴纳学费；每班35人左右，各班大概都有7、8个困难学生。除了橡胶等专业老师难聘外，聘请教导普通科的老师相对容易，聘的老师都是短期的、临时的，每个课时都有100元、200元或者300元课酬；若是从北京聘请来的老师则是500元每课时。教学质量和教学方法好的则会被推广，教学质量和教学方法好应该是能够联系实际，把思想、知识与工作岗位需要相结合；能够活跃课堂；能用合适的教具以形象教学。
    记者：可以谈谈您对农垦教育与教育的理解吗？
    郭绍昌：农垦教育，我总结有5大特点：一是在办学过程中，把军队管理与教育相结合，坚持以抗大式教育（抗日军政大学）为榜样，走抗大之路、坚持南泥湾艰苦奋斗的精神；二是“育人与育苗同步”；三是教师得懂生产理论和生产实践的双方面知识；四是学生志愿为农垦事业服务；五是教学设施跟农垦企业合办，起双向作用。
    好的教育应具备几大特点：有懂教育、为人民服务、为农垦事业培养人才、相当于人才资源库库长好的校长；具备有理想信念、高尚道德、广泛的知识和仁爱之心好的教师队伍；由学校组织教师去农场采集信息、老师自己编制教材、由学校印刷好的教材以及配置好的现代化设备。
    这些年总结出来的教育经验是：高举旗子，抓好班子，带好队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养贤才。
    高职院校与其他类别院校不同，我院作为高职院校，不能过分地追随其他院校的理念，对专业设置、教师的要求等方面是不一样的，不适合的我们的不能照搬照抄；要根据校情，从实际出发，把创新放在首位，鼓励教师创新，科学研究要跟上。你要给学生一桶水，自己必须具备两桶水，若自己只有半桶水，哪来的给学生的一桶水？
    我由海南农垦投票选出成为60周年杰出人物，是教育事业的功臣。知足知不足，是知也。我认识到作为现代化的教育者，得知不足，还需努力；同时我知足常乐。
    旁白：“农”：农业、“垦”：开垦开荒是对“农垦”最简单的解释；“农垦人”是第一批大规模掀起开发海南热带作物资源历史的建设者；而 “长短腿走，长短结合”（长是指学生教育，短是指干部培训）是走过不平凡路的农垦教育督学——郭绍昌对“农垦教育”精炼的阐释。郭书记回眸农垦教育的艰苦岁月，农垦精神永常驻，桃李芬芳一载载，绿遍天涯累硕果，万绿丛中别样红。
    记者伍小慧手记：
    在培训楼一楼大厅里，第一次看到了郭书记。头发稀疏斑白，身穿白衬衫黑西裤，别着一条黑色皮带，高度差不多到腰间来，在家人的陪同下，拄着拐杖缓缓走来。
    刚坐下片刻，郭书记便从1952年到海南说起。他努力回忆着农垦岁月，一讲一回忆，并一字一句侃侃而谈当年情。声音很大，安静的培训大楼里更显清晰；一边回忆一边述说，时而停住尽力回想某些人某些事。面对学校大人物，难免紧张。我生怕错过了一点一滴，就马不停蹄地在本子上记录，待空隙才抬头看看艰苦岁月一路走来的的教育功臣。
    翻开笔记本，第一次的采访郭书记已经用掉一半的纸张。一步一经验，郭书记最初给我们谈到的大多是他对农垦教育的经验体会，“知足知不足”、“两条腿走路”、“四有好老师”等等。记得那天采访后，嘴边讨论大多是郭书记关于经验之谈的系统性概括。一故事一段情，几数搬迁与农垦一起走过的日子，从白沙乡白手起家，辗转加来、五马岗，最终闯五关情定红英岗，郭书记将自身与农垦教育紧紧联系在一起。
    聊到差不多十点钟，为了不打扰到郭书记休息，我们就匆匆结束了采访。看起来像是为紧张漫长的采访松下了一口气，但是脑袋里塞满了关于农垦教育、关于郭书记的信息，杂乱又摸不着方向。
第二次跟进采访，来到了郭书记的家——从搬到红英岗来一直居住的宿舍楼房。客厅里摆放着郭书记和叶剑英的合影，郭书记手拿古扇坐在凳子上扇风乘凉。
    这次主要是完善补充学校的历史和发掘更多的“第一”。跟第一次倾听为主采访不同的是，第二次采访主动出击，要了解的信息多了，问的问题多了，细节的问题也多了，郭书记都尽力回想并尽情分享。细节的问题都大家来说都是考验，郭书记年岁已高，细小的部分已不太清楚记得。看着郭书记眼皮不时下沉，不时用手搓搓，步步逼近实为不忍。
    整理郭书记的采访资料花费了不少时间，两次采访下来，信息量大、对学校历史了解不足、了解到的信息与资料有出入等等让我对整理望而却步，硬着头皮理清顺序整理而来的仅仅是一篇资料整理，而不是一篇文章稿件。
    第三次约到了郭书记也是去到了他家里，拿着整理好的稿件让他审理过目。刚进门不久，郭书记拿起稿件资料便阅读开来，一字一句查看，手里拿着红笔认真的批阅，错漏圈出，底下批注，连简单的错别字都被揪了出来。对于从头到尾的不解，郭书记都认真解答疑虑。时间划过大半，认真批阅的郭书记精力减退，不少问题的回答都是重复了，仍是尽心尽力说清说白道明给大家知道。
    干大事者不拘小节，走过不平凡路的农垦教育督学乐意回眸畅谈与农垦岁月一起走过的日子，故事说不完道不尽。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后不再是害怕，而是敬畏军人气魄，艰苦岁月成就“海垦60年杰出人物”。